健康发展目标论(4)

对于第二个人权宣言，发达国家更是各取所需。一系列举措好不容易达成协议，却又被一个个断送。后发国家面对的，首先不是发达国家的危机，而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，这种差距首先表现在民生。在全球化背景下，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起着强大的示范作用，其中合理与不合理需要鱼龙混杂。所谓不合理需要，就是为了满足奢靡虚荣心理的需要。市场经济使各种欲望暴胀，要进行理性的环境保护和主权维护，后发国家选择余地很小。基于环境破坏普遍及贫富作用交织，除非作为武器开发，病毒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都有随机性。责任追究，首看起源和传播是否出自主观故意，次看是否即时向国际通报。

从深层说，“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，把人们心中最激烈、最卑鄙、最恶劣的感情，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”[8]10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“异化”问题，从发达国家开始成为世界通病。所谓异化，是指人的劳动及其结果，反过来成为人的对立面，使人走向畸变：一方面表现为劳动意义被直接挤空，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需要被诱导扭曲。两者相互补充，结果人的堕落腐化、“文明的阴沟”成了生活要素。[10]文艺复兴时期对抗神权的享乐观念被引向极端，意在鼓动国民超前消费以攫取最高利润。作为基本人权的生存权被藐视后，疫情必然入常。

三、健康发展

COVID-19暴露，所谓“人权”，实际上就是“钱权”。大难一到，“平等”“博爱”等面具就被撕得干干净净，就连多年引以为傲的“平均寿命”，也被彻底抛弃。“冷战”结束、一极独大之后，社会主义原则曾经遭到西方阵营的无尽羞辱。它们根据“丛林法则”，认定历史已经由其终结，断言如果没有观念清洗，任何吸收都是皮毛。但始料未及的是，国际天平却在不断倾斜。当马克思关于人的个体发展“三阶段论”被认识、特别是市场经济法则与社会主义原则成功结合之后，关于社会和自然的两个转折，终于在中国开启。屡试不爽的“人权”武器，在大疫之下则失去伪装，眼下只能采取“指鹿为马”。

毫无疑问，后发国家还有很长道路要走，就是在发展最快的中国，大面积人口还刚走出贫困，即使在全社会，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，都还处在粗糙满足阶段，所以必须尽力推进经济建设。对发达国家的优秀成果，应当认真分析吸收。要清醒看到，实际上发达国家基础教育早已虚脱，对其盲目崇拜不啻为“皇帝新衣”。人的成器与否，主要取决品质。不管身处何方，缺乏勤奋便一事无成。中西高教各有千秋，奢望交易变身必然南辕北辙，结果是不伦不类，子女甚至异化。经济与技术是否可以无限冲击自然，这可能是西方与东方的重大区别。刺激与生存孰轻孰重，恐怕只有等疫病来作答了。

后发国家如不摆脱发达国家发展模式，只能是玉石俱焚。虽然全球大潮冲击无可避免，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，可率先穿越这段“卡夫丁峡谷”。20年前，笔者在莫斯科大学做高级学术访问时，与俄罗斯同行就“健康”的哲学意义进行过讨论，当时已涉及生态与社会，但限于危机还未如此严重，所以未将其进一步深化。《礼记·中庸》说：“凡事预则立，不预则废。”为此，笔者提出健康发展理念，把“健康”作为社会发展目标。强调目标，不只过程。“健康发展”与“健康中国”有一定联系，然而后者主要侧重公众体质，而前者则涵盖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的整个社会。后者是战术，前者是战略。

健康是相对疾患而言的，人类罹病原因有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。传统社会中，贫穷是罹病的主要社会原因，进入工业社会以后，情况逐渐倒置。为了奢靡，不知酿成多少人间苦难，健康就是奢靡的对立面。现代社会高度融合，如果风气不正，便很难抵制国内外精神污染，体质健康也无法保证。改革开放后蔓延的艾滋病等许多恶疾，如果主要归结于贫穷，是完全说不过去的。相反，普遍高发的心脑瘀塞、恶性肿瘤等致命疾患，不少就被称为“富贵病”。青少年的衰弱，与呵护过头紧关。1985年波兹曼（Postman N.）在《娱乐至死》一书中，揭露了游戏泛滥所带来的人生痴迷和沉沦，该病已经浸染到穷乡僻壤。

为了澄清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造成的迷茫，1992年国际社会曾在“可持续发展”上达成共识，核心是保证资源可持续利用。这是发展观的重大进步，但资源价值体现要受到种种社会因素限制，只有当公众切身感受到物质生活全面恶化之后，才有可能产生变革的动力。笔者在2014年撰文，提出社会根本矛盾正在由生产效率与经济公平的矛盾，变为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矛盾；主张用“绿色发展”替代“可持续发展”，意在将关注焦点由“资源存量”转移到“生存质量”。[11]COVID-19的全球爆发，使上述观点得到检验。尽管认识可能会有反复，但从长远看毕竟是大势所趋，所以把“健康”作为社会发展目标正当其时。

文章来源：《生态科学》 网址: http://www.stkxzz.cn/qikandaodu/2021/0722/129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