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发展目标论(2)

工业社会的基本特点，是以技术的他组织来替代自然的自组织。他组织取代自组织有相当必要性，因为惟其如此才能摆脱在自然界的匍匐，以消耗尽量少的劳力，创造尽量多的福利。工业革命以后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，虽然社会不平等问题依然严重存在，但由于全球经济连续增长，衣食和居所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，加上国际组织对医疗卫生的协调援助，各国民众的抗病能力获得了阶差递进，世界人口数量和人均寿命，因此大幅上升。然而其成就也隐含着对立面，这就是原生自然日益严重的毁损。既然冲击到合生自组织功能，就要考虑反弹。牛顿（Newton I.）定律是否变相延伸？不好排除。

病毒与机体组成矛盾共同体，是大自然长期进化的结果。生态系统特别是原生自然的合生自组织，对人类的免疫功能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当这种自组织功能被规模性力量冲击后，自然宿主的栖息之地及病毒与宿主的共存关系就会撕裂，加上各种物理化学因素刺激，病毒为适应环境便要改变自身。大气、水体、土地和生命形态及其组合的变异，则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人体自组织功能，造成免疫力急剧衰减。全球气候和人体温度同时出现异常，应该不是偶然。伴随工业化的拓展，污染治理手段确实取得了长足进步，包括沙漠治理在内的自然修复也在延伸，但病毒与自然的微妙平衡，很难用人工构建。

病毒属于生命进化中的要素之一，是高级生命形态的基础。按照熵增原理，在自然条件下，系统熵有自动增加趋势。复杂系统容易瓦解为简单系统，而简单系统要重组为复杂系统，则须具备特殊条件，且原有系统不能还原，只能经历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，形成新的系统。在外界压力下，生物种群可以消灭，而病毒却不能消灭但可能变种。在致疫与免疫的矛盾中，致疫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，环境恶化使得主次力量对比进一步倾斜。如果加上野味食用甚至进行武器开发，便使矛盾直接走向对抗，导致形势急转直下。病毒一旦突变并蔓延，在与环境形成新的平衡过程中，人类必然会随演化付出沉重代价。

技术的辉煌使得人们难记：自己与自然只能保持敬畏惠利的辩证关系，因为我们自己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，不能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支配自然界。《自然辩证法》说：“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。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，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。每一次胜利，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，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、出乎预料的影响，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。”[6]559-560关于“自然界的报复”，我们应该耳熟能详，但似乎又是天方夜谭。好像开发自然带来的所有问题，都能进行技术解决。直到这次新冠疫情降临，才发现“难”真来了。

有史以来疾病与医疗一直竞长争高，人们总相信“车到山前必有路”。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志是“灵蛇绕权杖”，意即有恶疾必有良方。现代医学推崇用疫苗诱发抗体的合成来抵御专一病毒，潜力手段是施用干扰素以抑制病毒增殖，但其培养都落在病毒发现之后，通常只能勉借化学制剂应急。亥子疫病抗击中，后来主要采用“整体把握-辨证论治”的中医药，协调系统功能进行抗御，事态才迅速转化。没有理由怀疑抗疫新药会研发成功，但在病毒形态不断演化和免疫功能不断衰减的背景下，无论哪种医术都难保不会出现一时无方可济的惨烈局面。而且，随原生自然毁损，天然药材及其功效也在萎缩。

二、疫情入常

人类社会诞生后，经历了无数次危机。所谓危机是国家、群体和个人发展中难以把握和应对的根本性变化。当代社会中，经济运行、社会治理、国际关系、资源供给、生态平衡都会造成危机。物理性自然灾害会带来社会破坏，但现代一般有界可限，故暂不构成危机。从国家角度看，危机是波及全局的社会矛盾激化，社会矛盾可以分为三个层次：普通矛盾——随激矛盾——濒危矛盾。容易激化的矛盾，属于随激矛盾；随激矛盾中的主要矛盾，称为濒危矛盾。经济运行、社会治理、国际关系、资源供给、生态平衡包含的矛盾，属于随激矛盾。致疫与免疫的矛盾，本质上是生态失衡问题，动辄就到濒危。

全球化背景下的疫病，空间上碾压一切领域，时间上覆盖所有节点，而且形态变幻、行踪飘忽。任何危机都涉及价值观念，其中疫病危机直切每个人的生命价值。不管事涉哪个政区、哪种群体、哪样活动，但凡与病毒遭遇，只能一概退避，所以说，疫病危机带有整体制约性。但就在新冠疫情最严重、需要约束个人行为的时候，西方国家不少民众居然祭起“人权”法宝，以“不自由，毋宁死”口号对抗防疫。有人拿文化差异辩护，然而为何权贵阶层却要千方百计进行规避？实际上这是以“适者生存”进行误导，其说与法西斯“优胜劣汰”逻辑有何差异？为此有必要对西方话语中的“人权”进行清理。

文章来源：《生态科学》 网址: http://www.stkxzz.cn/qikandaodu/2021/0722/1297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