健康发展目标论(3)

“天赋人权”是文艺复兴以后，资产阶级对抗封建神权的思想武器。到18世纪，当它们羽翼丰满，要全面掌控社会时，这件思想武器便上升为法国唯物主义哲学，为自由竞争的合理性立论。《自然辩证法》说，“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”，“这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、进步的变革”[6]409。没有这场思想解放运动，就没有近代文明的辉煌。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，以其强大的逻辑征服力量和物质征服力量，面对封建文化简直是摧枯拉朽。工业革命以后，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全球攻城略地，它们所依仗的，不仅是开发能力，还有价值观念，而且后者一再被归结为前者的核心。

“天赋人权”与“天赋特权”相比，确有倒海翻江之慨。前者鼓动竞争，后者推崇世袭。然而“人权”观念是有内在缺陷的，启蒙运动思想家们一方面以动物世界为参照系，用自然平等来论证社会平等；另一方面又极推人的自由和尊严，藐视经济服从自然法规。卢梭（Rousseau J.J.)当时就看到这种自由与生俱来的两面。他说：“人生来是自由的，但却无处不身戴枷锁。”[7]人们狂热追逐远超自己所需的财富，以赢得身份来支配他人，进而再追逐财富，最终以争斗和杀戮收场。到19世纪，自由竞争恶果不但在社会方面，而且在自然方面也日益暴露，此背景下诞生了马克思主义，找到了人类摆脱危机的途径。

《资本论》和《自然辩证法》集中揭示了两种恶果的内在联系，《自然辩证法》指出：“只有一种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，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，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。”[6]422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上升阶段，能够揭示出社会危机实质已经相当不易，还能揭示自然危机实质就更加不易，找到两种危机的内在联系是特别不易。最可贵的是，马克思（Marx K.）在提出社会整体发展“五阶段”论的同时，又提出了人类个体发展“三阶段”论，认为在“人对人的依赖”到“人的全面发展”之间，必须经过“人对物的依赖”阶段。

马克思当时就预言：“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，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。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。”[8]9-10两次世界大战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，它们展现了超越动物性的残忍。1948年《世界人权宣言》反映了对真正人权的呼唤，但尔后动物性又以另类形式得到延伸。“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，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，是决不会灭亡的。”[9]20世纪相对论、量子力学和生命科学革命的成果，在战后的相对和平时期，孕育出了新材料技术、新能源技术、信息技术、空间技术、生物技术和海洋开发技术代表的技术革命。

人的需要可以大体分为“基本需要——享受需要——发展需要”三个阶段，所谓民生主要指前两个阶段。从基本需要到享受需要的满足，是冲决一切藩篱的潮流，但前者的满足有据可依，后者的满足却因人而异。新技术革命的成果，使合理需要有了满足可能，然发达国家引领的消费潮流，是充满病态的，其要害是推崇极度享受。享受需要可以分为精致和奢靡，前者的基点是感官舒适，追求生理和心理愉悦；而后者的基点是欲望放纵，追求生理和心理刺激。前者的价格与价值大体相当，而后者的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；前者有利体魄康健，而后者有损形骸善全。惟有不断挖掘刺激，暴利方可持续实现。

为了极度享乐，就要进行掠夺式开发。由发达国家挑起的GDP竞争，是代价高昂的游戏。GDP属于一把双刃剑，它能反映货币绩效，同时也会掩盖所有社会问题，虽然多年来批判它的声音不断，联合国一直用人类发展指数（HDI）来取代它，然而始终成效不大。一则是主张经济至上的势力太强；二则是GDP与国计民生并不无关联；三则是在社会统计中可删繁就简。对于后发国家，GDP的压力除来自国内民众的需要之外，还来自国际列强的颠覆。按现存经济秩序，唯有牺牲资源环境，才能自保，而发达国家则趁机把公害向海外转移。于是便造成全球生态急剧破坏，而它们却成为少量“绿洲”，并以此驾驭世界。

1972年在生态危机日亟的背景下，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“人类环境会议”，发表了《人类环境宣言》。其中心思想是：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，争取和平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。《人类环境宣言》史上称“人权宣言-2”，第一个人权宣言处理的是人际关系，第二个人权宣言处理的是人地关系，这两个宣言都属国际社会的理性声音。对于第一个人权宣言，发达国家从来采用的都是双重标准。特别是“冷战”结束后，为了保持支配世界的霸权地位，便尽量把内部矛盾外化，一方面肆意发动战争致生灵涂炭，另一方面又借“人权”煽动内乱，文武手段交互配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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